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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十二月二十四日，赵鑫的电话打到家里。

    谢晋没料到。

    往常都是他打过去，赵鑫接。

    赵鑫很少主动拨内地长途，线路不稳定，有时拨通了也听不清。

    “谢导。”

    赵鑫的声音里，有谢晋不熟悉的东西。

    不是急切，是某种压不住的、即将出口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剧本写完了？”

    “……写完了。”

    “您下一步怎么打算？”

    谢晋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窗外是上海十二月的天空，灰白，梧桐叶子早落尽了。

    他握着话筒，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条。

    上面鼓起一排排细小的芽苞，硬硬的，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。

    “小赵。”

    他说，“这个片子，上影厂不会投。”

    赵鑫没接话。

    “成荫说得对，我这回心太大了。”

    谢晋说得很慢，像在确认什么。

    “拍哺乳动物，拍母亲和孩子，拍应答，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，赵鑫的呼吸声变轻了。

    “所以呢？”赵鑫问。

    “所以，”

    谢晋顿了顿，“先放着吧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说出口，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    相反，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。

    那块石头的形状，和书桌上那摞剧本一模一样。

    “谢导。”赵鑫说。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您舍得吗？”

    谢晋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，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，他说让人哭。

    三十三年了，他拍了二十多部电影。

    让人哭过，也让人笑过，让人恨过，也让人爱过。

    可他从没拍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
    没有人是英雄，没有人被歌颂，每个人都在做最普通的事。

    喂奶，捂脚，放手，挨饿。

    可他偏偏最想拍这个。

    “谢导。”

    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，“我来投。”

    谢晋没听清。

    “我来投这部片子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香港金像奖有个导演扶持基金，我是评审委员。我可以动用主席特批额度，八十万港币。”

    谢晋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他握着话筒，听见自己的心跳声。

    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

    像拨号盘转回来。

    “条件只有一个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您尽快把片子拍出来。赶上今年九月的威尼斯电影节，角逐金狮奖。”

    威尼斯。

    金狮奖。

    谢晋闭上眼睛。

    他当然知道威尼斯，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，世界电影人的圣殿。

    中国电影从未入围过主竞赛单元，更遑论获奖。

    如果他的片子，能去威尼斯。

    他睁开眼，看着窗外那些芽苞。

    “小赵。”

    他说，“这片子不合主旋律。就算拍出来，在国内也不能公映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投？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沉默了几息。

    “谢导！”

    赵鑫顿了顿。

    “我游过来那年，在海里快死的时候，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：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很平，像在陈述一件很久以前的事。

    “后来我挣到钱了。可我妈不在了。”

    “我这辈子，没办法让她吃上我挣的饭了。”

    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。

    “您这片子，不是拍给审查委员会看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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